8月25日，在祝贺外甥上大学的喜宴上，外甥特别的告诉我：姨夫，下午请您到海边玩去，晚上吃完海鲜后在唐山燕山影剧院看台湾机智歌王张帝的倾情献唱”。还称好不容易弄到的票，特请和大姨一同共度美好的时光！ 

看着他人羡慕的目光，我说：“姨夫下午要上班，请别人去吧！姨夫在84年买的第一盒磁带就是《张帝问答》，现在还能背下来。”外甥的进一步追问，勾起了我长久的回忆。

1982年9月，我从玉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堡子店人民法庭任书记员。一天下午，审判员老张说：“明天咱爷儿俩要下乡到西下营乡郝各庄村办案，得早起免得晚了不好找人。提前检查一下自行车胎气足不足，注意天气情况，不好要带上雨具。”

这是第一次随老张下乡，路上他特意叮嘱：中午可能不便返回吃饭，如在村吃派饭，每人要交给老乡五毛钱和半斤粮票，不能占群众便宜。吃饭时不能挑剔，曾经有位年轻的同志随领导在老乡家吃白薯时剥皮，被领导夹起来一口一口吃下。

如今，吃顿饭是很平常的事。但当时却还大有讲究。要吃派饭，派饭对象不仅要讲阶级成份，而且家里卫生条件要好，锅灶干净，碗筷新，炕面被垛整洁。对于饭家来说，他们还可以得到粮票和现金,这对于当时的农村，还有些珍贵。所以，多数群众都将能够在家接待上级吃饭，并能与领导接触结交而引以为豪。

派饭的品种、数量一般较少，不像现在菜须几凉几热，流行吃玉米饼、小米饭、山野菜、树叶、老咸菜等，那时主食就是所谓的细粮如白面烙饼、大米饭等。菜如摊个鸡蛋、炒个韭菜、胡萝卜、豆角、白菜或粉坨，再拌个凉粉、豆皮、黄瓜或白菜心，经济条件好的可能有猪头肉、花生米。一般不超过三、四个。

那时的我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只能靠参军或上学。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很多还家居农村。因此与农民语言相通、行为相近。吃饭时，围着炕桌，盘腿大坐，说说笑笑，亲亲热热、其乐融融。

自早晨起村治保主任老肖就一直热情地配合我们调查、取证、调解。由于他人情熟、案情熟，主意好，案件处理比较顺利。为感谢法庭多年对他工作的支持，午饭也就安排在了他自己家里。

中午，我们进他家门往炕沿上一坐，立即发现他家擦得明亮的板柜上有件非同寻常的摆设。没等我们开口，老肖便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炕上说：这是一台单卡录音机，是在汕头海关工作的哥哥为答谢他家对其父母的照顾，在儿女的建议下前些日子探亲时特意买来赠送的。还说其兄早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又随解放大军南下一直打到广东，后转业到海关任领导。

因此，录音机不仅在当时村里是令人羡慕的“一宝”。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很少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家家的门口都会挂有一个喇叭，那是有线广播。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开始富裕的农民买了可随身携带的收音机，不仅在家里听，做活时也要带上，说听着它干活，有伴，时间过的快，不觉得累。收音机在那个时代对广大农民来说，还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是家庭经济条件的象征。

但录音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摸到，亲身感受了那在校听音乐老师放留声机时根本无法媲美的感受，并第一次知道了邓丽君的名字。她那甜美的声音从音箱中飘出来，和着优美的节奏旋律，让我热血沸腾，如醉如痴，以至于那天吃饭的过程都无从想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常常回想起那难忘的旋律和歌声。

一年后，我调到了民庭任书记员。不久，幸运的第二次见到了朝思暮盼的录音机，并能经常亲手操作它。

那是老院长特意从检察院带进的日本产夏普双卡立体声录音机，时值三千余元，按我当时月四十二元的工资，意味着不消费也要攒近十年。那是他任检察长时侦办案件没收的，经批准后留作单位办案用。改任法院院长时，他唯一心愿就是把录音机同时带进法院。一是特别喜欢，二是法院确实办案需要。被允准后录音机平时放在他办公室，重大案件需要录音时，经请示再搬到法庭使用。

作为民庭书记员，接触大要案较多，出庭记录时借助录音机的机会也因此较多。由于和领导同吃食堂，同住机关，关系比较融洽，所以领导特别关交代，用完后如需要不必马上送还，青年人爱听音乐，爱学习，可以用它调节一下精神，增强学习的趣味。

当时，院里的文化生活十分枯燥。院值班室里仅有的一台电视十八寸黑白电视机在当时虽称得上“巨无霸”，但频道少，图像不清，播出时间有限。有了这台录音机，的确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增添了许多方便和乐趣。

同班同宿的同学分配到法律顾问处工作，出差机会多，因此，我请他给我捎盒邓丽君的磁带。几天后他对我说“很遗憾，人传邓丽君的磁带属“黄色小调，靡靡之音”，不公开发行。因此特意买了盒《张帝问答》替代，听说和邓丽君的演唱相比，各有千秋。

《张帝问答》确实与收音机、广播、电视经常听到的激情洋溢的革命歌曲风格不同，颇具幽默感，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听着张帝风趣的演唱和回答，简直随他到了另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几日后，他又应约给我捎来了四合许国璋英语磁带。前后五合磁带，正好花费我一个月的工资。

1987年，我结婚后时，首先花一千三百元买了一台深圳组装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索尼双卡录音机，因可以一边放一边录音，于是还买了许多空白磁带复制自己喜欢的专业讲座、英语等内容。

在此后录音机近十年的陪伴下，我的学历很快由中等师范发展到大学法律专业，职务也由书记员成长为一名庭长。同时，随着磁带价格的不断下降，仅积攒的红色歌曲、明星专辑、舞曲等就达二百余盒。

至今，人生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兴趣也渐渐发生了改变，别说录音带，就是CD、VCD也是偶尔听之看之。多年积攒的磁带自己无用了，我想到了乡下。然而，无论是老乡，朋友，还是亲戚，均婉言相拒。

现在的农村，原始版的录音机几乎绝迹了，已逐渐被CD、VCD、DVD、MP3、MP4、MP5、电脑、笔记本、数字化有线电视等所取代。有些不仅可以听歌，还有很多其他的娱乐功能，人们通过耳机、屏幕一面欣赏自己喜爱的歌曲，一面休闲、学习或工作。

法院办公条件也今非昔比，实现了集自动录音、录像、传播、服务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审判、管理和服务。

其实，我国改革开放走进三十年，我们身边的深刻变化的又岂止这些。三十年来，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变化，以它特色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着它的文明与发展，让世界谛听到了它大踏步前进的足音。

感谢了，为我的成长进步插上腾飞翅膀的录音机。我衷心地祝愿生我养我的广大农村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康庄大道上，在充满和谐希望的田野上，生活犹如录音机的演变而日新月异，犹如现在的餐桌绚丽多彩，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