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71岁，他现在每天的工作是接送8岁的小孙女上学，兼我们的营养配餐师和健康指导员。他每天上网或收听保健养生讲座，然后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每天吃什么水果、几种蔬菜、几种杂粮，怎么锻炼。周五下午回老家打理那二分五厘的菜园子，周日下午骑着崭新的小电动车给我们带回他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他时常面带微笑，村里人说他命好，他自己说是今天的社会好，共产党的开放政策好。他常说，“古今圣贤再伟大也不如共产党伟大。”父亲不是村里最富的，但他的幸福指数却是最高的。
我们姐弟三人都已成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家家买的楼房都距孩子的学校不远。二老现住小儿子家为他们照顾孩子。老家的四间大瓦房足够我们姐弟一起回老家时居住的。我们把承包地送给别人种，国家还给我们补贴呢。父亲利用双休日把院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油菜、茼蒿、西红柿、各种瓜类、萝卜、香菜等各种蔬菜应有尽有，堪称“百菜园”。去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杂草在我家院子可无处藏身。
小儿媳看他年纪大了，劝他别种菜了。他说，“我这是享受，让你们吃上放心菜，帮你们照顾孩子，你们就可以安心工作，多为社会做点事。每个人都尽力，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等你们孩子大了，我和你妈就回老家去住。今天的农村可不比你们城里差，过去村里的水塘路如今变成了水泥板路通到各家各户的大门口，路旁栽种了各种花草树木，还安装了路灯。村东、西各建了一个花园广场，园里有花草、奇石、健身器材。每天晚上路灯、广场华灯齐明，夜如白昼，村民们晚饭后纷纷来到广场，有的玩健身器，有的扭秧歌、有的跳舞、有的打太极拳，在鼓乐队的助兴下，有的还来几段评剧，天天像过大年一样，活脱脱袖珍版的城市公园。现在的农民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集市上想买啥就有啥。1400多口人有2个医疗所、3个超市。过去的人拉犁变成了今天的机种机收，承包地里的农活女人们全包了，男人到城里打工挣钱，日子越过越富裕。农民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摩托车，好多家庭还买了汽车。现在，高速公路又通过了咱们村……。”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小儿媳听着笑了。那您讲讲咱家过去的事吧！父亲原本就爱忆苦思甜，平日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小儿媳主动提问，父亲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咱团瓢庄的村名可真是名副其实，村子的形状真像一个大‘水瓢’，整个村庄中间低，四周高，雨稍大一点儿，街道就变成水塘，走路就只能趟水了。解放前，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妹七人只有一间草房，从中间隔开，里间住着爷爷奶奶，外间是我父母和小孩子。穿的是你奶奶自己织的白布染成黑色做成的布衣，我穿小了你叔叔接着穿，直到再也不能穿后拆开做棉衣里子。那时村里没有井，老百姓靠天吃饭。吃的只有玉米、高粱，一到夏季粮食就差不多吃光了。饿了只能吃白水煮大葱，一点油花都没有。冬天天不黑大人就喊着孩子们睡觉，怕的是晚上饿了没吃的，就这条件解放时还被定了个“上中农”。1964年政府带领大家打井取水，从此全村2000多亩地全部变成水浇地，开始种植小麦、水稻、花生，家里有了粮食吃，草房也换成了瓦房，我们结婚时住上了西厢房。
解放后政府办学校，我1954年考入遵化一中，离校20多里路，家里交不起每月7元钱的生活费，我只好每天早起步行20多里路上学。夏天还好一些，冬天四、五点钟出发，走一段跑一段，到学校浑身是汗，落汗后浑身冰凉，甭提多受罪了。两块红薯或玉米饼子就算午饭了。后来你爷爷看我实在可怜，借了18元钱从破烂市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只有两个轱辘是好的，我每天边骑车边修车，初中毕业后就再也上不起了。1958年勘探队到村里招工，村干部见咱家实在困难，就让我出去当工人了。我每月34元工资，留6元作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家。七十年代末生活依然很艰难，我从廊坊坐车回家只需5.5元钱，我舍不得，骑自行车回家，实在太累了，就在路边躺下歇会儿，有时实在太累了，花1.8元住一夜旅馆。省下钱给孩子们买饼干、江米条儿，北半个村子的小孩都跑来吃新鲜。他们小哥俩则举着江米条满大街跑着喊：‘卖钢笔头儿（江米条儿）喽！’话还说不好呢，但那神气劲，就像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一样高兴。
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姐弟三人上中学时都住校了。在学校吃不饱，每星期日你妈妈都给他们带上一大摞白面烙饼。那时大人们都戏称中学生为“烙饼贩子”。现在你们家家围着学校买房，孩子刚上小学又准备在中学学校附近买房了。领你们的孩子逛超市，到熟食柜前问他们吃什么，面对色、香、味俱全的鸡、鱼、虾、肉，看都不多看一眼，他们只盯着五花八门的新式玩具，不管价格，只要喜欢就吵着要买。孩子们这样下去可不行，再富也不能忘记勤俭持家……”
父亲说的一点儿不错，现在的家长每天研究的是孩子该补什么营养，穿什么时髦，玩什么开发智力，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上网买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物资匮乏，实行计划经济，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没票有钱也买不到。一个季节只有一身衣服，不记得什么颜色，只记得有几块补丁。印象最深的是棉衣，因为一冬就一身，没有换洗的，每天晚上母亲都坐在油灯下在棉衣里捉虱子。那时候不敢奢望穿什么，只盼着过大年能吃顿好饭。每年过大年生产队只能给每人分一斤左右猪肉，四斤猪肉要请爷爷奶奶、两个叔叔和父亲的两个叔叔过个年，他们饱餐以后，留给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就只有菜汤了。五岁的小弟弟馋得直叫，“以后别请他们了，好的都让他们吃了，我还吃啥呀？！”
今天的衣食无忧让小时候饥寒交迫的父亲感到非常幸福，但让他由衷感谢当今社会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让他摆脱了疾病，还给了他健康。
父亲退休时农村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稻米、白面随便吃了，我家也住上了满屋玻璃窗的四间大瓦房，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勤劳的父、母种植承包地以外，还经营了一亩葡萄园，想多挣点钱供我们上学。不想1993年夏天父亲突发心脏发病，人事不省，在遵化市医院治疗半个多月后，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诊断结果为心动过缓且有间歇，每分钟心跳只有45次，随时有骤停的危险。多处求医问药，结果都是一样的。有个专家告诉，只有一个办法——花二万五千元安装起搏器。当时父亲我俩工资一共200多元，经过一年多的的求医，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借遍了亲戚朋友只借到两千多元。我让他求助单位，他说单位现在也困难，不愿开口。
我偷偷掉眼泪，父亲却安慰我说，“别难过，我活到今天已经知足了。你原有个小三叔，他三岁那年夏天忽然哭叫不止，你奶奶只会抱着哭。村里只有一个老中医，就请他来看，还没等诊出是什么病，他就夭亡了。因为看护他，没留意你五岁的二叔犯糖耳（中耳炎），苍蝇在里面下了蛆，耳朵里面化脓腐烂，时好时坏，煎熬了整整13年，直到他18岁那年耳朵肿得都飞起来了，家里才借200元钱到唐山给他做了手术，将右耳内的东西全部掏出，因此落下终身残疾。你原来还有个小姑姑，1960年她6岁，整天吃不着粮食，一天晚上你奶奶熬了点稀粥，已经几天吃不上饭的她一口气喝了六碗，喝完不久她说头疼，谁也没在意，夜间就死了。那时夭折的孩子多的是，村村都有乱坟岗子。比起他们，我已经很幸运了。”
我是工薪阶层，只能靠省吃俭用悄悄地为他攒点儿工资。父亲每年发病必须住院治疗一次，他的心跳越来越慢，已降至每分钟32次。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了。正在这时，政府进行工资改革了，父亲虽然退休了，但工资涨了10倍，我们一下子凑足了安装起搏器的费用。父亲给单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要做手术，没想到单位领导主动提出虽然没有医疗保险，但资助父亲2万元医药费，之后还很快给他上了医疗保险。有了这笔钱，我们得以选择了当时性能较好的起搏器，花了近六万元。
父亲终于得救了，再也不用担心突发意外了。时隔六年多，他体检指标项项正常。他现在开始规范我们的饮食起居，让我们少鱼肉多蔬菜、杂粮，指导我们养生、保健。
今昔对比，天壤之别。旧社会人命轻贱如草，今日医保让老百姓起死回生。父亲如今已是从心所欲之年，老两口身体健康，儿女生活幸福，孙子女健康活泼，面对今天蒸蒸日上的生活，历经沧桑的他怎能不感谢共产党，怎能不感谢改革开放政策？他的幸福指数又怎能不高呢？